引言

【资料图】

美国妇女权利运动在19世纪，发生的重大转变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 1869年秋天为了响应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成立，斯通和亨利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他们成立了一个对立的组织即美国妇女选举协会。这个新组织的核心团体是18个月之前在波士顿成立的新英格兰妇女选举协会。

斯通在成立前的几个月中进行了精心策划：她发出了数百份邀请函，希望吸引男性和女性成员。

在斯通看来，这个组织将被正确地管理。协会依赖于共和党和废奴主义者的大力支持。

AWSA成员支持通过第15条宪法修正案，他们致力于州级立法机关能通过女性投票权，采取逐个州获得选举权的路线，主张逐个击破。

AWSA是一个跨种族、跨性别的组织，大多数黑人和男人选择与这一派别结盟。

这样的组织理念早在斯通50年代的演讲中就可见端倪：“人类平等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欢迎男性平等地参与妇女权利运动。

一、《妇女之刊》与《革命》的区别

虽然运动的目标是解决妇女的冤屈，而且参与运动的大多数是妇女，但男性的参与为妇女的政治权利争取增加了合法性和声望，以及最为重要的资金支持”。

其报纸《妇女之刊》的言辞不像《革命》那般尖锐，但它不那么刺耳的语气和更为关注弱势群体的报道，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人的订阅。

可是它的立场和主张较为保守，只关注女性是否获得投票权，并不关心妇女其他方面的权利，对改善女性工人地位和改革婚姻制度有关的法律等方面也没有兴趣。

斯坦顿把自己和NWSA的立场与19世纪30年代要求立即普遍解放相类比。

她和她的同事坚持说，她们的《革命》是在跟随加里森《解放者》的脚步，拒绝接受任何低于普选权的东西。

现在，运动中的男性涌向更温和的派别AWSA，因为只有在那里男性的参与是完全受欢迎的。

斯坦顿和安东尼在修正案的争论中被许多人抛弃，她们的幻想破灭了。

她们俩得出结论：“即使是最好的，最无私的男人也不能理解受支配的女性的感觉，只有女人才可以来指导这场运动”。

斯坦顿和安东尼发誓要专门关注妇女选举权，她们决心保持妇女选举权和黑人选举权相分离。

毫无疑问，由白人妇女领导的妇女权利领导者的种族优越和阶级意识植根于成长的文化环境中，并在19世纪中后期争论和刺激中被不断加强。

1869年11月24日，AWSA在克利夫兰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会议，斯通邀请了数百名改革者，其中也包括了安东尼和斯坦顿。

有趣的是，安东尼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友好地敦促每个人都可以在NWSA或者AWSA旗帜下组织当地会议，并为第16条宪法修正案而努力。

而斯坦顿的回应远没有这么友好，她在拒绝参加的同时，还在《革命》中对斯通所策划的会议进行了尖锐批评。

她声称AWSA只是少数不满意者才会参加的组织，她痛惜妇女队伍中的这种分化。斯通尝试改善两个组织之间彼此关系时，斯坦顿却狠心的关上了这扇门。

NWSA在斯坦顿的领导下，种族主义言论愈演愈烈，并在之后几年里成为该组织言论的一个固定特征。妇女权利运动的分裂是寻求实现更大目标的群体的典型反应。

在接下来的21年时间里，AWSA和NWSA彼此独立工作。1869标志着19世纪50年代女性活动家所分享的承诺、经历、乐观和兴奋都已经消散。

在女性改革者中这条分裂的分界线已经确立——关于黑人男性选举权的分歧。

以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为代表的妇女权利领导者看着几年间连续通过的第13、14、15条宪法修正案，她们为将近40年的妇女权利斗争付出的努力而惋惜。

而至今她们也并未看到预想的结果。她们觉得自己被贬到了社会最底层，对于选举权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

此外，两个妇女权利组织虽然在抗争方式、策略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斗争目标仍然是一致的：争取妇女选举权。

从19世纪50年代起，废奴主义者和妇女权利活动家的权利优先权冲突，在一定意义上显著地推进了妇女权利运动。

使其摆脱了对废奴运动的屈从，并使其在70年代逐渐找寻到了追求政治独立的方式。

争取选举权的派系之间的冲突导致双方都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以吸引同情者积极参与，寻找新的支持来源，并开始有系统地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妇女权利运动，争取她们自己的选举权。

这些原因都为妇女选举权运动在19世纪末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奠定了基础。

二、反奴隶制事业进程的胜利

1870年3月当第15条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之后，黑人男性的选举权已成为法律上既定的事实。所有废奴主义者对反奴隶制事业进程取得的胜利而高兴。

许多改革者也将目标和精力放在了未竟的妇女权利运动上。妇女权利领导者也积极倡导把妇女选举权作为国家下一次伟大的政治改革目标。

黑人妇女在1870年代后以新的活力继续着她们自己的斗争。道格拉斯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讲可以很好的表露出在19世纪70年代后许多改革者的想法。

“我诚恳的提醒在场所有的人，战争还没有结束，妇女还没有获得选举权。”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发誓：“一旦第15条宪法修正案成为美国法律的一部分，我将一生致力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

许多曾在黑人权利和妇女权利优先次序徘徊的改革者，此时也将致力于妇女选举权的获取。

即便此时美国社会否定了对政治权利的种族性界定，但它基本上没有触动政治权利的性别界限。

黑人权利和妇女权利谁更优先的问题，在美国第15条宪法修正案通过之时，美国社会便已给出了答案。

可悲的是，当19世纪70年代重建时期结束时，白人采取各种措施剥夺了黑人男子的选举权，如：识字水平测试、征收人头税等等。

在剥夺选举权的同时，种族隔离制度在美国南方普遍实施。黑人男子的政治权利被证明在白人男性的统治下根本不堪一击。

弱势群体站在自身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优先权都无可厚非，这两场运动的领导者站在自身的阶级、性别、文化等不同方位去思考这个问题，所呈现的结果也错综复杂。

而对于优先权问题有着主导性作用的联邦政府，在白人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中，也不可避免地在衡量自身的利益。

抗争政治的困境也是美国弱势群体在19世纪追求自身利益却所寻无果的困境。

三、选举权的获得

在19世纪中后期的30多年时间中，第13条宪法修正案使黑人获得公民权，第14、15条宪法修正案使黑人男性赢得了选举权。

而在之后妇女权利的争取也获得了一些进步：1869年，怀俄明州给予妇女选举权。

1870年，犹他州给予妇女选举权。尽管早期取得了这些胜利，但争取全国范围内的妇女普选权却停滞不前。

自1869年以来，在国会每届会议上提出的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几乎没有得到考虑。1876年底，妇女权利运动中主要的两派达成休战，统一起来为妇女的选举权而奋斗。

1890年，“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合并成立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

在19世纪70年代后，妇女权利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场独立的女权运动并明确表示以追求选举权为目标。

这也意味着妇女权利运动领导者不能够再期盼着其他社会改革运动来制定旨在造福妇女的措施。

因此，在妇女真正获得选举权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越来越多妇女通过自身和集体的行动来实现妇女真正的平等地位。

战前的妇女权利运动不自觉地依赖于废奴运动的发展，有限的政治资源导致双方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升级。

而在70年代后，妇女权利活动家选择自己来阐明妇女面临的问题和提供解决妇女压迫的方法，妇女真正解放的关键也在于自治和民主参与社会生活。

与此同时，妇女权利运动领导者和原先的废奴主义者也逐渐达成了和解。

黑人地位在重建后的南方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反而出现了滥用私刑、暴力活动的恐吓和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等等，并且政府拒绝让他们享有拥有土地的权利。

因此，原先志得意满的废奴主义者也逐渐意识到黑人并未充分获得设想中的权利和平等生活。巩固黑人权利和追求妇女选举权成为了19世纪末大部分改革者的新目标。

结语

总的来说，在新的时间点，他们也尝试着摆脱原先的困境，开启新一轮的抗争政治。回顾从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妇女权利运动和废奴运动的发展，两方的考量和诉求都植根于自己的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所以他们的事业或多或少受到精英主义、阶级和种族优越感的限制。